如说到“法度的确立”，不能不提碑碣与尺牍之间的书法差距。阮元曾简明地说过：“南派乃江左风流。琉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南北书派论》）进而言之，“尺牍”或“启牍”书体，以人的精神主体性为形式，在自在的灵性与自我相一致的精神创造中，就非得使艺术形式本身无规定、无尺度制约不可，或用简约的方式来加以表现，处在最大的宽泛之中：这种书体形式甚至显得有些过分任性。

　　但是对于“碑榜”采说，尤其对于承担这种任务的书法家来说，书写碑榜，那些记载和歌颂丰功伟绩的，无疑是一项严谨至极的头等大事。所以在书写过程中，书法家的主体的仟意性被压到最低点，低得不能露痕迹，其毕恭毕敬类似于宗教式的虔诚意识。他们于是不得不寻求一种最高规范的意志，和个体内心世界相对的法度，来保证这种工作的进行。它需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于是书法家在书写过程中所体会到的愉悦，在碑榜书中几乎是没有的。难怪徐浩叹息说：“息于碑石之间，砣砣于儿案之上，亦古人所耻，吾岂忘情耶？”（《论书》）就算是唐代草书大师张旭的放旷不羁，在他写碑时，也要放弃他的任性与激情，进入法度之中，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朗官石柱记》。在理论方面，他教导颜真卿纵意所如时这样说：“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如此则其迹可久，自然齐于古人，但思此理，以专想功用，故其点画不得妄动。”（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这便是普遍地存在于唐初书法中的一种寻求法度的意识。

　　 在欧阳询身上，普遍存在于唐人书法中那种蕴理想于完全符合形式中的平正安详之精神，即形式本身被当作绝对完善的载体这一原则，得到了最庄严的表达。他的理想，他的艺术形式，向我们充分展示出他的全部智慧、才性及其生命意识。在欧阳询的艺境中，有一种对典雅的、庄严的气派之嗜好，一切变化都是按照法度原则而表现得充分、坚实、完整、和悦，趋于尽善尽美。在他的碑刻中，如果我们通观全篇，就会发现，他不是这一部分写得严谨，而另一部分写得松松垮垮，不是这里一部分写得仔细认真而另一部分写得粗率潦草。在这里，不会发现浮草了事的地方，不会对某一地方特殊注意而对另一部分不甚关照。他有足够的能力与本事，让每＝处都成为精彩之所在，他似乎天生有一种对例如怪诞、褊狭、猥乱的不符合于典雅精神白勺厌恶。所以，即使在欧阳询忽然间夼放起采时，像他的《草书千字文》，仍然能保持不差半点分寸的法度，而且还包括着坚实、完整、和谐的美丽和光辉的庄严。欧阳询允分思考了例如点画之间的主次关系，穿插挪让，整体的章法和汉字形式的类别方面。在书法中，成为一种严肃的、郑重其事的创作方式：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巾停匀，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则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传授—决》）这种极端理性的用笔方式，也。

　　只有到了欧阳询的时代，才能被这样面面俱到地考虑到。在他们白勺书法十，艺术性与功用性是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就像一枚硬币的两而，不可或分，另外，研究唐代书法的人，也忽略厂除了碑铭以外的装饰——例如碑额以及碑身周围的浮雕——这种装饰也不能不说它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书体的选用它们就这样交织在一起，而向精确设计的结构勺法度急进。于是他们也自然而然地把北碑一派的粗犷拙朴和缓至于严整，并又加上一些来自南方书风的妍媚。它只让整齐划一占土导地位，而且肯花大气力在细枝末节上面下功夫，以便使它显得处处都是完备无缺的，甚至一点隐蔽的东西也要被全面地展露出来——主要的笔画被安排在清晰可见的视觉焦点上，其余的次要笔画再依次地安排上去，其清晰程度可以让我们看出它起笔时的几下折藏，运笔时的轻快或者迟涩，收笔时屏息静气的一回一收，很麻利地带出下一笔，等等。

　　所以，在书法史上，唐朝这个时期出现的“尚法”的书风，可谓正值其时：特宜于书法的基本线条或用笔，以及一般形式方而的整一律、直角形、理性的表现和诉诸巧智的规则。确切一点说，这不只是满足形式进化方面的要求，而且是抱有宗教的或政治的目的。这种形式本身自有审美意义，外在又有另一目的，即应用，这才是它的本质所在。因此书法家也必然受这种目的性制约。

　　在欧阳询的书法中，我们正可以发现这种美的白然流露。张怀瓘，这位有着非常精细与挑剔的眼光的书法批评家，在其《书断》中说唐人无一得列于“神品”，但是在“妙品”里，欧阳询却名列唐人之首——不仅有他的楷书（即张怀瓘所谓“隶书”），且有他的行书、飞白、草书。

　　但是有的人对欧阳询的书法一方面极力赞扬，另一方面却吹毛求疵。南唐后主李煜就说：“欧阳询得右军之力而失其温秀。”宋代米芾更是将欧阳询说得一无是处：“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询如新瘥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均见《海岳名言》）尚“法”的人会以为尚“意’’的人散漫而无约束；而尚“意”的人却一定会笑活尚“法”的人太拘谨与太乏生气。

　　但是，正如积习必定会有其弊端一样，欧阳询的书法也因学他之人过多而借故遭到攻击。北宋居简《北磵集》说：“贞观初，欧、虞、褚、薛以王佐之才弄翰，追配二王，谨严瘦劲，欧阳绝出，流落天壤间者何限，独《化度寺碑》、《醴泉铭》最为珍玩。习之者往往失其韵致，但贵端庄，如木偶死于活处，鲜不为吏牍之归。假刻误人，人亦罕识。”可谓道着欧氏的长处与短处。当宋代知识分子中兴起＝种“尚意”书风时，欧阳洵的书法算是跌到厂历史卜的最低点。苏东坡说：“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题唐氏六家书后》）语似赞赏，实含鄙夷。米芾对他的评价前已引述。实际卜，比起唐代书家来，宋人更关心个人趣味的流露：微妙而略带病态的诗意，夸张点线以反映其奇特的情绪、骚乱的幻想、强烈而又无法实现的意志冲动……。